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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婚姻:男女结合不看感情 只看出身
时间2015-04-23 09:11:37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


政治决定一切


文革十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那些叫知青的人,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而在当时,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发型也趋于统一。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那是“根正苗红”,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青年人在择偶时,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 “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谈爱情,这是个人私情,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接受采访时,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政治,一切都不存在。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