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华”——重庆海鲜第一楼神秘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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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08日 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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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丽华”——重庆海鲜第一楼神秘破产
11月10日,的哥王非义驾车路经渝中区一号桥。他对记者说,原先的“富丽华海鲜大酒楼”连影子都见不到了,“大约3个月前,这里的玻璃幕墙焕然一新,你看嘛,现在开的是一家美容整形中心。”

王的哥感慨:想当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能去富丽华吃一顿海鲜,简直是做梦,“格龟儿的,一盘藤藤菜卖五十块,不垮才怪!”但经记者翔实调查,富丽华当年让世人羡慕与非议的奢华和侈糜,又岂是“一盘藤藤菜”能打垮的?个中的是非曲直,或许值得餐饮界人士深思。首推时尚消费抢占海鲜先机

作为重庆第一家海鲜大酒楼,当年红得发紫的“富丽华”占尽先机。其风头正猛时,并不亚于如今成为美食主战场的南滨路。

退回去近十年,1995年元月22日,在武警军乐队鼓锣的助兴表演下,气派非凡的富丽华海鲜大酒楼在一号桥粉墨登场。据曾在“富丽华”创业时就出任中干的赵岩(化名)回忆: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猪头、神龛在大厅摆得像模像样,粤式的开业典礼正好与其海鲜店的身份相得益彰。进去的第一批贵宾纷纷称赞其装潢陈设气宇非凡。

赵介绍,耗资数百万元的酒楼装修,系从江苏请来的木工,从成都引进的设计师,还专程从美国订购了树根板,一张单价就达7000多元。还有,吊灯是从泰国进口的白玉石吊灯……如此等等,可谓在重庆首开先河。

按规划,“富丽华”一楼是接待普通客人的海鲜大厅;二楼采用日式格调,分为东京厅、名古屋厅等;三楼风格则是中西结合,北京厅、巴黎厅、罗马厅各具特色;四、五、六楼分别是花满楼夜总会和包房、厨房。赵说,“富丽华的出现正好填补了重庆高档海鲜酒楼的空档,迎合了社会名流们的需要,一时间生意火爆。当时一桌基本消费都在五六千元左右,最高一席定价1.8888万元!虽然青龙一斤卖到530元,红龙一斤430元,基尾虾一斤138元,老鼠斑700元一斤,一条下来起码一两千,但食客还是络绎不绝。”

开张伊始,为保证货源,富丽华专门派遣两名采购员长驻广州,每天主打海鲜全是从穗空运来渝,一般鱼虾早上11点上飞机,下午两点过进厨房,正好赶上晚餐高峰。富丽华员工最多时达250人,单保安就请了20多名,迎宾小姐也有12名。还有,16名主厨是清一色的广东师傅,仅厨师工资一项,每月就要支付7万余元。

赵岩说,最辉煌的1995年,富丽华每月平均营业额150至180万元,年终结算居然高达1800多万元,“在央视《东方时空》报道后,每晚店门各色名豪华车排列几百米更是常事,甚至一号桥车站
都一度更名为富丽华站。那时的重庆人,说起‘要住就住扬子江,要吃就吃富丽华’就算提劲,在重庆家喻户晓。”

“到了1996年春节,尝到甜头的董事长李福林还特意犒劳员工,请了领班以上的40多名员工,分三批到海南旅游。”在赵岩印象里,李文质彬彬,平易近人,员工有什么不对,李都是善意批评,处理问题也很有人情味,颇受员工尊敬。

“生意红火时,李福林先后在沙区火车北站、成都玉林小区投资开设富丽华分店。”不过赵岩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又是个标准的投机者。他一开始想的就是做短平快,原本打算把一号桥的富丽华装修后,以三千万元的价格转卖市政府机关作公务接待酒楼,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李还同几名贵州人谈过,同样无果而终。”

赵透露,董事长李福林原是成都人,曾在四川省团委机关工作。1982年初大胆下海,到海南炒过地皮。90年代初做过中俄皮革边贸,在成都拥有一家名为巨华皮革工业公司的企业。正当皮革生意不景气时,李看到一个友人在成都经营海鲜店收益颇丰,便酝酿在渝组建海鲜大酒楼。藤菜事件出笼揭开“暴利”面纱

关于富丽华在短短几年间的陡然衰败,作家马拉坚信它是被一盘小菜搞垮的。更准确地说,是被一量词打败:顶多值2角钱的藤藤菜,竟卖出50元的天价!这事被市内传媒披露后,完全可套用早年的一句法律用语——“民愤极大”。

富丽华之所以选择在重庆开店,最大原因是李福林之妻杜某系重庆人。赵岩说,见过杜的人无不赞其美貌,当年西航在渝招收空姐,杜是所在巴蜀中学唯一的入选者,也是全市三名入选者之一;加之父母出身知识分子,经过专业训练后,她从气质、打扮到待人接物更有一番大家闺秀风范,“1995年开张前一天,杜随李第一次出现在员工面前,七万多元的貂皮大衣穿在她身上,惊艳无比。”

富丽华所在场地原本是中医研究院修建的专家门诊部,据说因经费问题,建成后迟迟没投入使用。由于杜小姐母亲曾是中医研究院工会干部,通过这层关系的牵线搭桥,李福林先是以巨华皮革公司名义在场地一楼卖过一段时间沙发,后与中医研究院签订租赁合同,正式经营富丽华海鲜大酒店。赵称,“当时租金相当便宜,大约27-28元/平方米,总共3000多平米的面积,算下来月租也就6-8万元。”

开业之初,富丽华总经理由李福林的妹夫陈俊担任,其他要职都掌握在李从成都带来的心腹手中,像财务总监就是李在成都租房时的房东李德群。1996年下半年,陈俊离开富丽华自立门户,到中兴路经营名港海鲜酒楼。总经
理空缺后由杜母出任经营副总,全权管理酒楼一年左右。

正应了“好花不常开”的俗语,在兴旺了一年多后,伴随着1996年金山大酒店、1997年大都会潮颐园大酒楼等海鲜酒店的相继开业,富丽华客源被分流。而自1996年12月黄花园大桥动工后,富丽华的生意开始每况愈下,而发生在1997年夏末秋初的“藤藤菜事件”,更是对其沉重打击。

那天晚上,有吃夜宵的客人点了两例共56元的炒藤菜,但在菜端上后客人认定它不过是本地的廉价藤菜,并非酒楼所宣称的广东藤菜,于是双方在买单时就价格产生争执。酒楼不松口,坚持是空运的广东藤菜。事件经本地媒体报道后,富丽华餐饮部孙经理却又说:“来扯皮的都是素质低的”。于是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让酒楼信誉大损,事件期间,富丽华的营业额居然出现过白板。

回想当年的“藤菜事件”,赵岩说:“酒楼每天确实有5到10斤的空运广东藤菜,但生意一好厨师就顾不了那么多,广东藤菜用完就拿本地藤菜充数。而有经验的客人也看得出两者区别,重庆藤菜炒熟后放久就变黑,广东藤菜则始终保持青绿色泽。尽管事发后李福林要求员工统一口径,但那天的客人显然是看出来了的。”

由于海鲜大酒楼竞争加剧、大桥修建致使交通不便、信誉受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富丽华客源大减,年营业额从1995年鼎盛时的1800多万,降到1996年的约1400万,1997年不足千万,1998年更跌至五六百万。根据富丽华的规模,赵岩认为要维持其正常运行,每天营业额起码应达到2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一年营业额要达到七百万才能保本,而李福林在1995、1996年赚的钱又投入到沙区以及成都的分店,富丽华的资金后继无力。

1998年8月初,眼见形势不妙,李福林将名下的巨华老总“杨老二”召到重庆,在全体员工大会后匆匆宣布任命杨为富丽华总经理。此后李再未露面,每天仅由财务部从营业款里寄给其500元作为生活费。债台高筑无解加速末日降临

其实从1996年开始,与市中医研究院的官司就缠得富丽华脱不了身。据调查,1993、1994两年,市中医研究院多次与成都巨华皮革公司签订合同,将其管理使用的渝中区北区路1号房屋,即专家门诊部交由巨华公司经营。

1993年5月8日,巨华公司、台湾巨圣油脂化学股份公司以及中医研究院下属企业泰吉医药新技术公司,合资成立重庆富丽华餐饮娱乐公司,其中甲方出资装修费400万人民币,其它费用100万人民币;乙方出资设备、办公、交通、通讯工具费用410万元人民币;丙方以场地投资为80万人民币。

不过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联营,但实
为房屋租赁关系。中医研究院认为,富丽华公司在租赁房屋期间多次拖欠租金,从1997年1月起,富丽华公司未向中医研究院支付任何房租,截止1999年5月底,累计拖欠中医研究院房屋租金210多万元。

当时富丽华对法院辩称,之所以未按约如期付款,是因中医研究院收款后出具的是“大量经营性结算统一发票”和白条,违反国家票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在没有出具规定发票的情况下,只能停止付款。

中医研究院就此曾于199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终止与富丽华的承包合同,并要求其支付欠租。经过几年折腾,1999年,经市一中院判决,“要求富丽华立即付给中医研究院从1997年1月至1999年5月31日止的房屋租金、违约金共计220多万元,同时解除房屋租赁关系。”

赵岩说,“李福林有句口头禅——‘等死不如早死’,不管有什么困难,他总想最后搏一搏,富丽华的悲惨结局,果真应了他的人生格言。”1998年见大势已去,李派来的杨老二也不过是每天穷于应付官司,搞得焦头烂额,酒楼生意也不见起色。直到1999年4月20日,杨老二和财务总监突然人间蒸发,富丽华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到最后倒闭时,富丽华尚欠供货款以及员工工资80余万元。

回忆当年随法院追债的过程,市中医研究院院曾定伦说,当年他为追欠款去成都查巨华公司,其注册资金仅50万元。而李福林在重庆各大银行的贷款却高达1400多万元,纯粹玩的是空手道。最令人费解的是,贷款高达700多万元的那家银行,竟对追款无动于衷!

伴随富丽华的衰败,李福林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1997年,李在成都结识了一个曾是战旗文工团演员的女人,因其体态丰盈,员工们都叫她“杨贵妃”。赵岩说,“李福林一度拥有七、八辆私车,其中一辆凯迪拉克就价值百万,后轿车卖的卖,抵押的抵押。至于李自己的去向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去了加拿大,因‘杨贵妃’曾住加拿大有海外护照。也有人说他去了西藏。”赵惋惜地说,“富丽华开业后,杜某曾担任负责前台服务员的副总,随着婚变和酒楼的萧条也日渐消瘦、憔悴,目前据说去了深圳投奔其妹。”

受中医研究院委托,当年与富丽华打官司的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森介绍:在该案调查中发现李福林完全是负债经营,他甚至把富丽华的装修部分以及酒楼用具都向银行申请作了贷款抵押物。至于李与金融单位有啥特殊关系姑且不谈,但其人为地搞轰动效应,自不量力的做法导致鸡飞蛋打,值得餐饮界人士深思!

由于海鲜大酒楼竞争加剧、大桥修建致使交通不便、信誉受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富丽华客源大减
,年营业额从1995年鼎盛时的1800多万,降到1996年的约1400万,1997年不足千万,1998年更跌至五六百万。根据富丽华的规模,赵岩认为要维持其正常运行,每天营业额起码应达到2万元以上,也就是说一年营业额要达到七百万才能保本,而李福林在1995、1996年赚的钱又投入到沙区以及成都的分店,富丽华的资金后继无力。

1998年8月初,眼见形势不妙,李福林将名下的巨华老总“杨老二”召到重庆,在全体员工大会后匆匆宣布任命杨为富丽华总经理。此后李再未露面,每天仅由财务部从营业款里寄给其500元作为生活费。债台高筑无解加速末日降临

其实从1996年开始,与市中医研究院的官司就缠得富丽华脱不了身。据调查,1993、1994两年,市中医研究院多次与成都巨华皮革公司签订合同,将其管理使用的渝中区北区路1号房屋,即专家门诊部交由巨华公司经营。

1993年5月8日,巨华公司、台湾巨圣油脂化学股份公司以及中医研究院下属企业泰吉医药新技术公司,合资成立重庆富丽华餐饮娱乐公司,其中甲方出资装修费400万人民币,其它费用100万人民币;乙方出资设备、办公、交通、通讯工具费用410万元人民币;丙方以场地投资为80万人民币。

不过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为联营,但实为房屋租赁关系。中医研究院认为,富丽华公司在租赁房屋期间多次拖欠租金,从1997年1月起,富丽华公司未向中医研究院支付任何房租,截止1999年5月底,累计拖欠中医研究院房屋租金210多万元。

当时富丽华对法院辩称,之所以未按约如期付款,是因中医研究院收款后出具的是“大量经营性结算统一发票”和白条,违反国家票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在没有出具规定发票的情况下,只能停止付款。

中医研究院就此曾于199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终止与富丽华的承包合同,并要求其支付欠租。经过几年折腾,1999年,经市一中院判决,“要求富丽华立即付给中医研究院从1997年1月至1999年5月31日止的房屋租金、违约金共计220多万元,同时解除房屋租赁关系。”

赵岩说,“李福林有句口头禅——‘等死不如早死’,不管有什么困难,他总想最后搏一搏,富丽华的悲惨结局,果真应了他的人生格言。”1998年见大势已去,李派来的杨老二也不过是每天穷于应付官司,搞得焦头烂额,酒楼生意也不见起色。直到1999年4月20日,杨老二和财务总监突然人间蒸发,富丽华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到最后倒闭时,富丽华尚欠供货款以及员工工资80余万元。

回忆当年随法院追债的过程,市中医研究院院曾定伦说,当年他为追欠款去成都查巨华公司,其
注册资金仅50万元。而李福林在重庆各大银行的贷款却高达1400多万元,纯粹玩的是空手道。最令人费解的是,贷款高达700多万元的那家银行,竟对追款无动于衷!

伴随富丽华的衰败,李福林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1997年,李在成都结识了一个曾是战旗文工团演员的女人,因其体态丰盈,员工们都叫她“杨贵妃”。赵岩说,“李福林一度拥有七、八辆私车,其中一辆凯迪拉克就价值百万,后轿车卖的卖,抵押的抵押。至于李自己的去向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去了加拿大,因‘杨贵妃’曾住加拿大有海外护照。也有人说他去了西藏。”赵惋惜地说,“富丽华开业后,杜某曾担任负责前台服务员的副总,随着婚变和酒楼的萧条也日渐消瘦、憔悴,目前据说去了深圳投奔其妹。”

受中医研究院委托,当年与富丽华打官司的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森介绍:在该案调查中发现李福林完全是负债经营,他甚至把富丽华的装修部分以及酒楼用具都向银行申请作了贷款抵押物。至于李与金融单位有啥特殊关系姑且不谈,但其人为地搞轰动效应,自不量力的做法导致鸡飞蛋打,值得餐饮界人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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